陆永昌

by admin on 2019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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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全,男,生于1941年,新疆吉木萨尔县人。新疆中医学校大专班毕业。现任新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中医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新疆分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陆永昌,男,1917年7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文登营村。幼年在大连随王象三、盛兰浴、刘茂芳先生学习中医。1938年考入了大连西岗汉医公会,被吸收为会员,正式获得行医资格。1961年被安排跟从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全国著名老中医刘惠民先生学习。经过五年的师承授受,尽得其传,成为刘氏的嫡传弟子之一。1966年到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历任内科副主任、保健科主任、副院长和名誉院长等职。历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副理事长、山东中医学会内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2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担任新疆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伤寒论》教学。是“痰瘀同治法防治中风病的实验研究”科研课题的设计验证者之一。

学艺生涯

在内科杂证的诊疗方面,有独特见解。擅长于诊治中风、肾脏病、热性病、哮喘、痹症等。对内科疑难危重病的救治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曾在《北方医话》一书中发表论文有“偏瘫疼痛刍议”、“滑泄”、“乳痈治验琐谈”。并在内部杂志上刊登过“中风病因辨析”,另撰“中医药性歌括”、“脓毒败血症一例治验报告”等文。

陆永昌,男,号盛五,1917年7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文登营村。兄妹共七人,行二。

小学毕业后被文登县立中学录取,因家中无力同时供给两个中学生,为保长兄学业,父亲让他辍学谋生。1931年正月初三早晨,不满14周岁的他辞别亲人,跟随堂伯父步行80多华里,到威海乘船去大连同德药房,学习中药生意兼学中医。

同德药房是一家大药房,享有盛誉,规矩也多,有两条店规,他记得最清:一是“丸散簿子”不允许转抄;二是店面上不允许看书。那时柜上有一本广录众家名方的“丸散簿子”,店规严令只许照方配药,不许抄录。这本“簿子”白天放在柜台上,晚间由掌柜亲自收管。店里还有规矩,有活干活,无事也不许离开门市,更不准外出。如有空闲,只能练习写毛笔字和打算盘,不许看书。掌柜认为看书容易入迷,会慢待顾客,耽误生意。如有违规,开除勿论。时值乱世,学徒授艺,十分不易。老堂伯求人托友找担保,他才得以被收做徒弟,规定三年之内白干,不许回家,仅管吃住。机会已属难得,老堂伯千叮万嘱,切不敢违规。

年少的他明白长辈的良苦用心,并很快对中医中药产生兴趣。学徒生涯十分艰辛。吃苦受累自是常事,想家思亲更是难耐。名义是学徒,其实无人带教,学与不学尚且无人过问,其他更不必说。学徒在店里地位最低,谁都可以指使你。干活要勤,苦脏累活儿要抢先干。扫地、打水、生炉子,甚至给东家铺床、倒痰盂也得干,通常每天的干活时间不少于十四五个小时。不该知道的装作没见,那叫“紧睁眼慢说话”。师傅不想教的问也白搭,想长本事靠自己留心。老师傅炮制药材时眼看心记,边学边悟。由于他循规守矩,加之平时尊敬师傅和师兄,不欺负新徒弟,勤快好学,得到厚爱,师傅和师兄们既乐于传授指教中药炮制窍门或要领,又能放心放手,自己不辞辛苦,中药知识与炮制技术长进很快,一年后就已经可以熟认中药材并能识别优劣,两年后就会加工炮制饮片和丸散。

药方也全靠自学甚至“偷学”,白天配药时看“丸散簿子”,边看边背,晚上回去记在本子上,第二天再查看有无遗漏。这样,每天记住三两首药方,进店不到一年就背完了整本方子。此后两年时间里,白天继续当药工,利用夜晚他背熟了“汤头歌”和“药性赋”等数本中医药学典籍。每逢雨雪天不能晾晒饮片,柜上生意少,只能打算盘,练毛笔字,其时大家经常比赛算盘(陆老打算盘又快又准,还有一手好毛笔字,他说大多得益于那时的练习)。堂伯父给找来的医书,白天不能看就晚上看。一尺来宽的柜台,到晚上就是床,直到瞌睡得熬不住了才睡觉。有时候睡熟了,不知怎么,早晨醒来才发现自己睡在了地上。有时师兄弟们互相闹着玩,等躺在柜台门上的人睡熟了,将柜台门放下让他头朝下,居然也能睡到天亮。

三年学徒期满,东家说是块好料,就留下他做店员。这才熬到了可以站柜台抓药,住阁楼有床,还可以领到一点工钱。说是住“床”,其实阁楼狭小,硬是塞满了七八名学徒,除大师兄外,大家只能互相拥挤,多数时候只能侧身而卧,想入睡也难。或许是这段学徒经历的印象过于深刻,此后他竟养成了奇特的终身习惯:如是侧身卧床,必未入睡;如是平躺卧床,必是熟睡。

他终生无抽烟、饮酒和喝茶三种嗜好,自少年时代即嗜好购藏医书。当年的阁楼上没有电灯,点油灯照明。有一次,看书至下半夜,不知不觉入睡,直至手中医书被油灯燃着,烧手痛醒,赶快扑打,并亏得几个伙伴们帮忙,才免于着火。所幸人缘极好,无人走漏风声,否则一准要卷铺盖走人,为此他还请大家吃了一包从不舍得买的桃酥果子(注:我辈小时尚见过这本被烧残的线装书——《医宗金鉴·内科心法要诀》,后被人转借丢失)。

在大连学徒期间,他还拜坐堂名医王象三等三位先生为师学医,崇敬有加,时时请教,老先生也乐意对他启发指点。由于刻苦学习,又有名师指点,虽然同时做店员和学中医,学问仍大有进境,相继学习了《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等。

“九一八”和“七七”事变时,他被迫两次返回原籍,又在其父教谕下重读《四书》和精读《古文观止》等,使古文学识大有长进。

晚年他曾多次回忆当年经历的细节,常谓“学徒住药铺年代,虽然规矩繁多,生活清苦,但养成的习惯,打下的基本功,一生受益”。他常教诲我辈,学习中医真功夫,要做到“眼勤、手勤、嘴勤”。“眼勤”指多读古今医书,多学他人经验,所谓“博采众长”;“手勤”指多写读书笔记,多记所见所闻,多动手操作,所谓“集腋成裘”,他终生习惯于读书时随笔记录心得、经验和秘方,现存笔记仍不下数十万字,即使已至耄耋之年仍是如此;
“嘴勤”指多问常问,真正能做到不耻下问,不懂就问,所谓“学自好问始”,学问之道,学与问总是相联,问了学了记住了才是个人的“学问”,其贵在持之以恒。

初出医庐

陆永昌于1938年考入大连西岗区汉医公会,正式获得行医资格。1940年前后,有原籍乡邻宋氏患“滑胎”(习惯性流产),连续多次小产,经他辨治处方,不久胎安人平,如期顺产。当时“滑胎”在寻常百姓看来充满了神秘色彩,各种各样的说法广为流行,甚至多与风水神道等迷信观念掺合,而出道不久的“小陆先生”竞能出手治愈,一时传为美谈。此后接连治好几例“奇病”、“老病”,使他在当地名声渐起。

1949年胶东革命老区政府开始筹建早期的医疗卫生机构,他参加了原籍松山区医药部的筹建工作,并在1950年年初开业后任中医师(当地称为中医先生)。那时医生又坐堂又出诊,还要抽空种植中药。出诊多是急重症,也不分内外妇儿科,赶上谁的班谁就要去。往返一二十里,有马车就很难得,步行爬坡淌河是常事。他以良好的工作精神和医疗技术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肯定与好评,获得过“一等模范奖”。

1957年被莱阳专区卫生局选送到著名的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时位于灵岩寺)学习。他珍惜难得的机会,刻苦认真学习,1958年结业时各科成绩均为5分,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与其他4人同被留校任教。1960年抽调到建校不久的山东中医学院担任针灸教员。

在1959年和1960年期间,他与钟岳琦、孙重三等同事合作,有大量著作问世,其中以推拿、针灸和为广大农民服务的实用性书籍最多,对推广针灸推拿技术以及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难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他们的数部书籍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均在30000册以上,《通俗针灸手册》先后3次印刷共80000册,《简易针灸学》先后7次印刷共149000册。

师承授受

1960年至1965年,陆永昌受组织委派,跟随全国著名老中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山东中医学院兼山东省立中医院院长刘惠民先生学习,继承和整理经验,为嫡传弟子之一,深得其传。刘惠民老先生德艺双馨,闻名国内外,曾为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内外的老干部、老红军诊病,1957年作为保健医师跟随毛主席到莫斯科访问,还为多位苏联领导人诊病。当年毛主席问他“你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好,还是中医学习西医好”,刘老先生认真回答“西医学习中医好”。毛主席赞赏他的回答,并加以指示。1959年党中央发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提倡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西学中的热潮。山东中医师承班应时而生。刘老为指导老师,共有四名徒弟.后被山东省中医药界称为刘老先生的“四大高徒”。由于山东省卫生厅的重视和支持,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师徒们教得认真、学得勤奋,称得上是建国以来全国较早的名老中医带徒学习的典范。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中医师徒传承班被解散,四名徒弟被分到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山东省立中医院)和中医药研究所,后来都成为山东省中医界的学术骨干和业务领导。他被分配到附属医院内科任副主任,主管肾病病房。不久,刘老先生即被当成资产阶级权威受到了冲击。

他曾讲过一事:“在那段刘老被隔离的日子里,一天深夜,他身边唯一的亲人,他的孙子悄悄来敲门,哭着说:‘陆叔,我爷爷病得快不行了。’在那种特殊的年月,与资产阶级权威不能划清界限,很可能受到牵连。那时我只想到他是我的老师,赶快过去一看,刘老先生高烧神昏,腹胀难忍,极似罹患急性阑尾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摘下屋门板,让老人躺上,我们俩人连拖带抬地将他送进医院。外科主任和值班人员很不错,不避风险,给他做了急症手术。开刀时阑尾已经化脓,经抢救转危为安。”

他始终说,师承授受,受益非浅;有幸跟师临诊和出诊会诊,增进了医术和见识,业师的高超医技和高尚医德永远是心中的榜样。

耕耘杏林

一、技术成果

他毕生勤于中医临证、科研和教学,曾主编《儿科推拿疗法简编》、《儿科推拿手册》、《简易针灸学》、《针灸手册》、
《针灸经穴挂图》,参编《山东农村常见病手册》、

《山东中草药手册》、《灵枢经语释》等,并参加了卫生部指定古籍《黄帝内经素问校释》、《针灸甲乙经校释》等的审稿及定稿工作。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在《中医杂志》发表的《老年便秘证治》、《泄泻证治》、《病毒性心肌炎证治》等专题论述被译成日文,发行国外。

60年代,在内科工作期间,始终坚持按时出诊和查管病房,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年月,也风雨无阻。医疗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提高,治好了如血小板增多症、尿崩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慢性肾功能衰竭等许多疑难杂病,不少省内外病人来诊,还有海外归国探亲的华侨慕名而来。

70年代,医院建立保健科,被任命为主任,工作重心转为老年病。干部保健事业既要求技术精湛,更要求服务周到,他深知工作分量,对每个病例都做到认真观察,详细记录,审慎为之。经他治疗的病员,疗效满意,心情舒畅。此后,还曾经多次应邀去北京为高级首长诊病。

作为山东省中医界代表,先后参加全国中西医结合规划工作会议、全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著名的“衡阳会议”),曾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从医最后十余年,他致力于中风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成绩卓著。1983年7月,作为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学术带头人参加在烟台成立的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现称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全国中风病科研协作组”,首次提出以“中风病”作为脑血管疾病所致卒中的中医病名,以区分于其他“中风”,得到与会专家认同。他作为协作组山东分组负责人参与制定了《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经过全国试用观察及修订,1987年在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上通过专家论证,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转全国应用。从此,“中风病”成为脑卒中的中医诊断专用名词,为中医诊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研究作出了贡献。

1985年之后,他将中风病的研究带入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先后参加了全国中风病协作组的卫生部课题和国家科委“七五”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坚持每周查房,指导中青年医师,共同圆满完成了科研观察任务,得到全国课题组的好评。作为主要研究者参加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获得1986年度卫生部重大科研成果乙等奖,“清开灵注射液治疗中风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得1989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清开灵注射液治疗中风病痰热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得1991年度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其指导的“中风病中医护理规范及临床研究”获得1990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进步三等奖。1992年全国中风病协作组扩展为全国脑病急症协作组,仍被任命为协作组顾问和山东分组负责人,继续参加了国家“八五”攻关课题的研究工作。

他是山东中医学院第一批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历任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保健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六届山东省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科学技木协会第二届和第三届常务委员、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荣誉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科普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第三届内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兼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山东分会内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老年医学会山东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山东分会顾问;山东省卫生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1991年被国家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5月离职休养。

一、学术思想

1.重视“治病必求其本”,长于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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