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东峰

by admin on 2019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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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

张海峰(1915-1988),江苏镇江人,曾任江西中医学院教授、主任中医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全国六届人大代表等职,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50多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幼承家学,熟读经典,随父侍诊,后又转益名师,并兼及西医,遂学业大进,临证处方,屡起沉疴。先生治学严谨,又能融会新知,提倡中西医结合,擅长中医内科急慢疑难病的治疗,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的研究造诣颇深,尤其对中医脾胃学说的研究卓有成就。发表医学论文数十篇,编写中医教材及专著数十万字。在中医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他国著名的中医内科专家。

国医大师邓铁涛“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温”之争?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海峰出生于南昌市一个中医家庭,父亲张佩宜是当时江西四大名医之一。从儿时起,父亲对他管束颇严,五岁那年,父亲就请了前清一位张姓秀才到家中为他发蒙。张先生国文很好,知识也渊博,在他的督导之下,很快四书五经就读熟了,接着就是学习秦汉散文。先生反对作八股文,认为言为心声,言为时用,这对他今后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课余,先生对他的书法要求也很严格,每天临帖不断,先前还有厌倦之感,直至后来从教,方感从先生处获益良多。

国医大师与扶阳罐发明人胡木明先生“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7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张海峰13岁时,开始在父亲身边侍诊抄方,暇余,便在父亲督导下学习汤头歌诀、药性赋等,那时也不管书中讲的内容能不能理解,只管背下就行,父亲不时抽查,不会背就要被责罚。父亲诊务很忙,经常出诊,出诊时也会把他带上。记得1929年北伐军进驻南昌,何香凝女士因胁痛请父亲诊病,用积桔散两剂而愈。就这样,他在父亲身边抄方、侍诊、背汤头三年,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功底。后来,父亲为了使他眼界开阔,不为门户所拘,又让他拜姚国美一先生为师,先生亦为江西四大名医之一,擅长内、妇、儿科,尤精诊断,判病若神,起初先生命他读《内经知要》以熟知中医之基本的病理生理,后又请谢双湖先生授《伤寒论》,谢师为伤寒专家,精于《伤寒论》,善用伤寒方,这一经历为他今后进入江西中医专门学校系统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1932年,张海峰进入江西中医专门学校预科学习,该校是父亲和姚国美先生等许多老中医创办的,一时间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他们的引导下,他开始了系统的读书学习。家父认为,从古至今,学习中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源到流,就是学医要从《黄帝内经》等经典看起,一直到明清诸医家之书,这种方式起步最难;还有勹种就是从流到源,先从《汤头歌诀》等实用书看起,然后一直读到《黄帝内经》等经典书,这样读法容易上手。家父较为推崇第一种读法,他常说,奠定了经典基础后,再涉猎不同时期的名医著作,从源到流,则脉络清晰,此等从源到流的学习方法虽最吃力,但其犹如涓涓细流,源头不断而源远流长。因为原来在父亲以及姚国美先生、谢双湖先生等的指导下对经典著作有过一定的研读,所以上学后主要精力就放在了诸家学说上,成无己、尤在泾、柯韵伯、张隐庵、喻嘉言等无所不读;金元四大家、明清温病叶、薛、吴、王等诸家也多用功。家父还要求他对《景岳全书》等类书以及各家医案也要通读,以广见识。闲暇之余,就是跟随诸位先生临证,学医三年,颇以为胸有甲兵万千。

毕业后,在父亲的帮助下,张海峰开始了行医生涯。但不久,抗战爆发,父亲辞世,南昌沦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带着一家老小,离开南昌,颠沛流离,靠行医糊口。所到之处,因为他依靠“先人之遗惠",有着老师和父亲这两快“金字招牌”,加上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毕业,所以广告一贴出,就有人找上门看病,不仅生活解决了,而且还有了点小名气。那时虽然生活不稳定,但很能增长见识,也遇到过许多疑难病。记得在南城县行医时,当地回归热流行,西医主要用碑剂治疗,副作用很大,而且价格昂贵,患者无力承担,他根据其往来寒热的特点使用小柴胡汤加减,并配合雄黄(考虑雄黄中含有碑)一起治疗,居然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从此患者接踵而至,门庭若市。但在行医过程中也会有许多失败的例子,这些失败让他认识到自身医学知识的不足,遂白天门诊,夜间读书,常常是挑灯观书,不觉已是鸡鸣时。

1949年一声春雷响,南昌解放了,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感召之下,张海峰和全国每一个中医一样,心情异常激动。1950年江西省卫生厅召开全省卫生工作会议,全省各地市有十几名老中医参加。中医参加卫生行政工作会议,在旧社会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情,在兴奋的会谈中,发起创办了《江西中医药》月刊。印刷由大家私入筹集,公推他任总编辑。当时这个中医刊物在新中国成立后是第一个,但是私人财力有限,大约出版了十几期之后,由江西省卫生厅接办。

由几年的编辑工作,使张海峰和全国许多中医界名流取得了联系,互相交流,如北京的岳美中、方药中,上海的姜春华,四川的任应秋,广东的邓铁涛,江苏的朱良春等都曾为本刊撰稿。他们的来稿使张海峰在中医学术方面不断得到提高,在审稿之余,也启发了他自己的写作兴趣。

1953年,成立“江西中医实验院”,由于工作的需要,张海峰被调至该院搞临床科研工作。当时全国中医医院还很少,以临床实验科研为主的更是没有,“中西结合”的号召也尚未提出,而该院已开始在工作中采用西医之所长,如已有了各种西医的设备,而且还有两位高年资对中医感兴趣的西医和他们一起工作。因此,他们实验研究的病例如乙脑、肾炎、肝硬化、黄疽肝炎都是有西医诊断的。同时,本院还进行中药的研究工作,对中药品种的鉴定、成分的定性、剂型的改革等都曾有记录和小结。在创办三年时,出版了一册近30万字的《中医药实验三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刊载了中医临床及中药研究的各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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