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灸的源点和升华历史,曹翕与曹氏灸经

by admin on 2019年11月1日

曹翕,三国时期魏国人,曹操的儿子,擅长灸法,著作有《曹氏灸经》,这本书在《隋书·经籍志》、《江南通志》均有书名的记载;曹翕还著有《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其中《曹氏灸经》和《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这两部医籍都是阐述针灸学内容的,可惜都已经亡佚。

艾灸养生 先秦两汉时期灸法简史

【学术成就】

灸疗法是中医学中最古老的疗法之一。关于灸疗法的起源,虽然还缺少确实可靠的资料来印证,但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这一疗法的出现不会晚于原始社会。根据近代考古学研究证明,早在北京猿人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用火,灸,《说文解字》释为“灼也”,即是以火烧灼之意。先人们在用火过程中,可能因偶而不慎灼伤,结果却使身体另外一部分的病痛得到意外的减轻或痊愈,多次的重复体验,于是便主动地以烧灼之法来治疗一些病痛,逐渐产生了灸疗法。灸疗法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既是关于经脉的专著,又是记载灸法的最早的医学典籍。内所提到的各种经脉病症,均采取灸疗其所属经脉之法。并发现,其中一些病症甚至可以“久(灸)几(既)息则病已矣”(《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同时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亦提到灸法和熨法。

曹翕对灸法有较为深刻的研究,所著成的《曹氏灸经》是继先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之后的又一部灸法专著,总结了先秦至三国期间灸疗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填补了先秦至三国期间灸法学专著的空白,同时也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灸法学的兴盛起了良好的先导作用。

在同时代的不少非医学书籍中,也有不少灸法的记述。《左传》中提到公元前581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说过的“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这样一段话,其中“攻”
字,一般认为应当作“灸法”。非医药文献中最早提及“灸”字的,则见于《庄子·盗跖》篇:“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孟子·离娄》篇,还提出了艾灸“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较之《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曹氏灸经》在治疗部位上较前者明确,治疗病种上也较前者增多,特别是对于穴名及灸量的记载,更是前者所没有的。《曹氏灸经》的部分内容被保留在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晋·陈延之的《小品方》、隋·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和唐·孙思邈《千金要方》等医著中。参照这些文献中所辑录的内容,可以看到《曹氏灸经》不仅对疾病的治疗有极为详尽的阐述,而且对灸穴的名称、定位、施灸壮数等都有完整的叙述。另外,对于灸法的禁忌、禁灸的原因等都作了明确的记载。

从上述可知,灸疗法不仅在医学著作中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疗法应用于临床,而且一些非医家在引喻射事时亦多用灸法,这充分表明,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灸疗之法已经相当盛行了。

曹氏灸法所提倡的一个新特点是:施灸壮数要按疾病的种类与轻重程度而定,不能限定一个固定的数量,多的壮数达五十至百壮以上,少的仅有几壮。或许是在《曹氏灸经》的启发下,后世出现了葛洪、鲍姑、陈延之、僧深师等一批竭力倡导灸法的医家。并且,直到唐代王焘所提出的“弃针重灸”的观点,也是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曹氏灸经》的影响,当然,这应当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灸疗医家辈出有直接的关系。

产生于奏汉之际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把灸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强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灵枢·官能》)。它首先指出“灸{8}者亦从北方来”(《素问·异法方宜论》),说明灸法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居住条件、生活习俗和发病特点有关。灸法的适应症包括外感病、内伤病、脏病、寒热病、痈疽、癫狂等,如“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痈”(《素问·异法方宜论》)。灸法的作用具有起陷下、补阴阳、逐寒邪、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内经》还提到灸的补泻之法:“以火补之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之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灵枢·官能》)。最后,指出艾灸之禁忌症为: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阳盛亢热及息积等病。《黄帝内经》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疗法的基础。东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尽管针灸条文不多,其中《伤寒论》载灸法7条,《金匮要略》2条,复出2条,实为7条,但是,对灸法的应用和禁忌症有所发挥。在应用上,仲景指出灸法宜于三阴经病,或于少阴病初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阴;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升阳补阴。或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之以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灸法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症、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这些,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可见,《曹氏灸经》在当时流传很广泛,促进了灸法的发展,对两晋、南北朝以致唐朝的灸法盛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晋唐宋时期灸法简史

从两晋至唐宋,是我国针灸史上灸疗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灸法专著大量出现: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法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曹操之子)所撰写的《曹氏灸方》,共有七卷,惜已亡佚。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新集备急灸经》,则至迟是在唐·威通二年(公元682年)依照刊本抄录的,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另有唐·崔知悌之《骨蒸病灸方》一卷,记载专病灸治经验,原书虽已失佚,但尚收存于《外台秘要》及《苏沈良方》之中。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如《黄帝明堂灸经》三卷、闻人耆年之《备急灸法》一卷,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以及庄绰《灸膏肓俞穴法》一卷等。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法经验。

二、医籍中灸疗占据重要地位

在晋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和针灸书籍中,灸法都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晋·葛洪之《肘后备急方》,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全书共109条针灸医方,灸方就占94条之多。除继承《内经》及《针灸甲乙经》的直接灸法外,首创隔物灸法,包括隔盐炎、隔蒜灸、川椒灸等。另外尚应用蜡灸,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薰灸等。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是提倡灸法的先驱之一,所撰《小品方》(现已亡佚)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对灸法也多有论述。他指出“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由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表明灸法简便有效易于推广。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取穴少而精,强调灸前刺去恶血,用灸壮数多达50~100
壮,也有用随年壮。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认为《内经》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并提出直接灸要“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以疮瘢为害耳”等。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可取。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法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法,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厉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其次,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法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另如对黄疸、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症等,均用灸法取效。这显然是对《伤寒论》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代的王焘,更是重灸轻针,提出灸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外台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在《外台秘要》一书中,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当然属于偏见,但是可证明当时对灸法的重视。

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并记载了灸劳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法、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如“予尝患溏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针灸资生经·第三》)。另外,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针灸资生经·第四》)。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如许叔微强调阴毒、阴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创隔巴豆、黄连灸法,方法是“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普济本事方·卷九》)。由于烧灼灸法较为疼痛,使人临医畏灸,南宋·窦材在其所撰之《扁鹊心书》中,首载了“睡圣散”,服后施灸,“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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